罗伯托·施瓦兹｜博索纳罗主义与巴西文化

罗伯托·施瓦兹（邵仄炯绘）

罗伯托·施瓦兹（Roberto Schwarz），生于1938年，巴西文学和文化批评家，被佩里·安德森誉为“继阿多诺之后最出色的辩证批评家”。英译著作有《不合时宜的观念：巴西文化文集》（Misplaced Ideas: Essays on Brazilian Culture, 1992）《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大师：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》（A Master on the Periphery of Capitalism: Machado de Assis, 2001）《两个女孩：批评文集》（Two Girls: And Other Essays, 2013）《给胜利者，土豆！巴西小说起点的文学形式和社会进程》（To the Victor, the Potatoes!: Literary Form and Social Process in the Beginnings of the Brazilian Novel, 2019）。

以下访谈分为两部分。第一部分由克劳迪奥·莱亚尔（Claudio Leal）采访，以“罗伯托·施瓦兹说，博索纳罗主义导致的新落后让我们再次嗅到了1964年的气氛”（Neoatraso bolsonarista repete clima de 1964, diz Roberto Schwarz）为题，发表于2019年11月15日的《圣保罗页报》（Folha de S. Paulo）。第二部分由布鲁纳·黛拉·托雷（Bruna Della Torre）和莫妮卡·冈萨雷斯·加西亚（Mónica González García）采访，以“文化与政治的过往今昔”（Cultura e política, ontem e hoje）为题，发表于《南方人：智利拉美研究学刊》（Meridional: Revista Chilena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）第十一卷（2018年10月-2019年3月）“巴西与文化研究”（Brasil y los estudios culturales）专号。《新左评论II》（New Left Review）第一二三期（2020年5/6月刊）以“博索纳罗治下巴西的新落后”（Neo-Backwardness in Bolsonaro’s Brazil）为题，刊发了两篇访谈的英文版，由马克斯·施泰因（Max Stein）翻译、注释，罗伯托·施瓦兹本人对译文作了修订、补充。《上海书评》经授权翻译发表这些内容，中文版译自英文版，并参照了葡萄牙文版。

在访谈中，施瓦兹讨论了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崛起，与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之间的异同。资本是不是又一次在这个国家最反动的势力加持下，推动现代化方案？施瓦兹还回顾了长期绵延于巴西的政治与文化的矛盾：从安德拉德的食人诗、马查多的小说开始，历经热带主义音乐和格劳贝尔·罗恰的电影，直到现在。

翻译︱丁雄飞

一

您曾说，1964年的巴西军事政变犹如“被现代化驱逐的一切的巨大复归”（《巴西的文化与政治，1964-1969》[Culture and Politics in Brazil, 1964–1969]，载《不合时宜的观念》）。您会用同样的话来描述博索纳罗的胜利吗？极右翼回潮是否也表明，在这个国家执政了二十年的社民党（psdb）和劳工党（pt）存在许多弱点和缺陷？

《不合时宜的观念：巴西文化文集》，[巴西]罗伯托·施瓦兹著，[英]约翰·格雷德森编，Verso，1992年7月出版，228页，14.99英镑

施瓦兹：2018年博索纳罗的胜利与1964年的政变之间确实有相当的共性。二者都是公开支持资本的计划，通过动员不满文明的自由（liberal, liberais）航向的、巴西社会深处的倒退势力（regressive depths, fundo regressivo）而成功上位。在赋予这些反现代情绪以政治领导角色，作为对部分选民的某种补偿时，资本的军师们盘算着自己的利益，不惜放手一搏——这不是什么新鲜事。经典的例子便是德国在1930年代的一百八十度反启蒙大转弯。德国的大资本家们释放出了一个不可控的进程，到最后，已然分辨不清哪一方会被另一方吞噬。现在值得重看维斯康蒂的《纳粹狂魔》（The Damned），博索纳罗可能不会到那一步，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尝试的意愿。

1964年是一次军事接管，2018是一场选举。尽管很难承认维护独裁、攻击成功的社会改革能够赢得选票——但它们确实可以。社民党和劳动党哪里做错了？以至于它们竟为极右翼开出了一条道？形形色色的解释不绝于耳，其中包含了政治对手彼此的攻讦。如今博索纳罗主义则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——都是国家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，换言之，是共产主义的可怖例证。如是指控无疑诞妄，但即使如此，它未尝不可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事情。社民党（曾经的巴西民主运动，简称mdb）和劳工党在1980年代再民主化的历史时刻崭露头角，将纠正和弥补独裁造成的“社会赤字”作为其政纲。于是，在当时，国家的角色便是包容被排斥者，提高可怜的最低工资，提供基本社会服务，以便创造出一个得体的、更加团结（solidaristic, solidária）的社会。从选举的角度看，这些都被证明是不可战胜的战斗号角，仿佛接下来两党将享有几十年的领导权。然而……

卢拉（2003-2010年任巴西总统）在1980年参与创建了劳工党。

抛开两党肯定犯下的各种错误不谈，有一个更为悲观的假说可以解释这次右转。曾经一系列向前赶超的势头，一度让人以为巴西终于跻身第一世界，如今这一势头或许达到了其限度——至少如果它仍然处于为保护既有秩序利益而设定的边界之内的话。当有利的国际形势，尤其是商品繁荣的局面烟消云散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便不复存在，这打断了国家整合的进程，以及与之相伴的普遍乐观的氛围。随着时代潮流发生逆转，一些出其不意的骇人花招，辅之以社交媒体的宣传技术，将民众的认可改造成了嫌恶。在缺少任何政治组织深化民主，或者说，深化对集体性本身的社会反应（reflex, reflexão）的情形下，可以想象，先前从现有政策中获益的人，因为晚近产生的不满，可能重新权衡他们的位置，把筹码放到相反的一边。在增长停滞的语境下，他们试图捍卫既有所得，转而以一种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的心态面对未来。运气好的话，这样的决定或许会在未来发生反转。

2018年10月28日，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，在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中，社会自由党候选人雅伊尔·梅西亚斯·博索纳罗（Jair Messias Bolsonaro）获胜并当选巴西总统。2019年1月1日，博索纳罗在国会众议院大厅宣誓就职，成为巴西第三十八任总统。

在同一篇文章里，您还说，“在危机时刻，现代的东西和最陈旧的东西蝇营狗苟”。如今，博索纳罗集团的军国主义计划，和他的金融团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（后者得到了商业领袖和金融市场支持）和平共存，这是不是也印证了您当年的观察？

施瓦兹：历史的情形遥相呼应，却并非如出一辙。1960年代，在依附理论的语境下，许多讨论都围绕“落后的反复”（recurrence of backwardness, reposição do atraso），指向了巴西历史中的一个常数。在现代化进程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刻——也恰好就在这个国家为了适应现时代，似乎终于要克服其阶级关系的极度不平等的时候——一个退步现代化（retrogressive-modernizing, modernista-passadista）的方案就会出现，允许资本主义一路向前，而社会则继续沉溺于老一套的不平等。于是，巴西便没有能力，或没有欲望进行自我改革，转而依赖落后的资源，徘徊于“保守的现代化”。专制时期的热带主义（tropicalismo）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痛苦。（热带主义：1964至1985年巴西军事独裁下出现的反文化运动，主要在流行音乐领域，将嘉年华和巴萨诺瓦元素，与对迷幻乐和英美流行工业的借用结合起来；1968年，卡耶塔诺·费洛索[Caetano Veloso]、吉尔伯托·吉尔[Gilberto Gil]、嘉尔·科斯塔[Gal Costa]等乐手发行了合辑——《热带主义，或面包和马戏团》[Tropicália, or Bread and Circuses]。——英译者注）

《热带主义，或面包和马戏团》（Tropicália: ou Panis et Circencis）

似乎清楚的是，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博索纳罗主义复古计划之间的权宜联姻，我们正生活在上述历史的新篇章中。尽管如此，时代还是不一样了。不管怎样，在1964年，左右都许诺要克服不发达的状况，如今却再也没有人向往这样的视野了。与此同时，就倒退到落后状态而言，今天无疑变本加厉。五十年前，那些站在上帝、家庭、财产一边的，是现代化绕开的人们，是旧巴西的遗骸，即便他们成了胜利者，他们也感到自己不得不挣扎求存，抵抗消失的命运。就好像拖着一箱子过时观念的右翼会胜利，只是个意外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正方向。即便先进的力量失败了，人们依然有可能——至少看起来如此——对进步的存在和未来下赌注，相信来日方长，终会时移世易。

博索纳罗主义的新落后（neo-backwardness, neoatraso）虽然同样恶名昭著，却是不同的类型，它也远没有到灯尽油干的地步。政治的去世俗化，繁荣的神学，平民生活中的武器，以及对超速摄像机的攻击，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憎恨：这些都不是来自一个逝去时代的古旧习俗。它们是反社会的，却萌芽于当代社会的土壤，发轫于国家失败留下的真空。很可能它们会在我们的未来占有一席之地，如此，我们，开明的（enlightened, esclarecido）我们，便成了遗骸。当然，在全球范围内，现代性的灯塔也早已光彩不在。

您会怎么评价国家对戏剧、展览、书籍、电影的审查在巴西的复归？这些审查或是出于宗教理由，或是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压迫动机。

施瓦兹：据我所知，在费尔南多·恩里克、卢拉、迪尔玛执政时期，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谈论审查制度。就此而言，我们成了文明世界的一部分。其时，文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，在国家支持下，按照自身的标准运作，但其绝大部分，还是受到市场支配。从文化的立场看，这样的平衡差强人意，可即便如此，它依然比如今大行其道的威权主义-宗教干预要可取得多。

不过，在意识到这种堕落后，仍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：我们的文化自由总带有阶级特权的烙印。抛开一些伟大的例外瞬间，[我们文化生活]主要都聚焦于追赶处在支配地位的国家的时尚，而非清算我们周围的阶级不平等。因此，如果要在眼下的倒退中看到一个具有生产性的面向的话，那便是，当我们不得不与新宗教狂热、新威权主义、新半文化（half-culture, meia-cultura）短兵相接，我们可能也获得了一个历史机遇——抛弃未免肤浅的现代性文化，谋求更为实在的社会现实的实现（substantive actualization, atualidade substantive）。举个例子说，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可知论（agnosticism, agnosticismo）站出来宣称其拥有城市权利的时刻。

根据《世界不平等报告》，巴西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集中程度，在民主国家里是最高的。可与此同时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选民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拥趸，后者致力于将反抗不平等的斗争从公共议题中抹除。该如何解释这一悖论？

施瓦兹：我想引用路易斯·费利佩·德·阿伦卡斯特罗（Luiz Felipe de Alencastro）的一段话来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以便赋予其历史和社会的维度：“奴隶制遗赠给我们的，是对大多数人命运某种程度上的无动于衷与漠不关心，这亦是今天富裕阶级所采取的策略的实质，他们自我隔离，创造了一个只有他们可以进入的世界，在那里，安全是私有的，教育是私有的，健康……”（《观察周刊》[Revista Veja]，1996年5月15日）

二

您曾说，热带主义和奥斯瓦尔德·德·安德拉德（Oswald de Andrade）的食人主义（antropofagia）同为第三世界美学方案（见施瓦兹：《彩虹色政治：变色的卡耶塔诺·费洛索》[Political Iridescence: The Changing Hues of Caetano Veloso]，《新左评论II》，第七十五期，2012年5/6月刊，110页，该文是对费洛索自传《热带真相》[Verdade Tropical, 1997年出版；英译本Tropical Truth, 2002年出版]的思考）。该怎么理解您的话？您不觉得把安德拉德与热带主义相提并论，对他有点不公平吗？最终，他的“文化食人主义”（cultural cannibalism）可谓赤色的主义（dressed in red, vestiu-se de vermelho），并且，不论后面发生了什么，他的戏剧《蜡烛之王》（The Candle King）是对于资产阶级，及其与外国资本联合的批判。（奥斯瓦尔德·德·安德拉德，1890-1954，巴西1920年代先锋派运动的杰出实践者，他的《食人宣言》[Manifesto Antropófago, 1928]赞扬巴西“吞食”（cannibalization）其他文化，包括殖民者的文化。亦可参见施瓦兹在《巴西文化：民族主义的扫帚》[Brazilian Culture: Nationalism by Elimination]一文中对食人主义的讨论，《新左评论I》第一六七期，1988年1/2月刊，83-84页。——英译者注）

奥斯瓦尔德·德·安德拉德（1890-1954）

施瓦兹：奥斯瓦尔德·德·安德拉德的“食人”诗，从标题开始就是幽默的，诗歌诉诸的简单公式，散发着极简主义的魅力。在先锋派蒙太奇精神的感召下，位于诗歌核心的，是巴西古今代表性意象的鲜明对置（counter-position, contraposição），无疑，这些意象都是为了使对比活泼生动而被精挑细选出来的。由此导致的高度不和谐（其中还带有几分愚蠢和荒唐），被视为关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幽默寓言（allegory, alegoria）：它正心心念念地想要克服其落后状态。诗人的艺术手段非常先进，充满了对欧洲革命文学的不恭，于是，这些作品便洋溢着一股乐观明快的情绪，甚至还好像承诺了一种愉悦的（即便说不上是乌托邦的）时间性的协作：三种不匹配时间性——前现代的、现代的、革命的——在诗歌里和平共处。

四十年后的1967年，热带主义同样会把超古代（ultra-archaic, ultrapassado）和超现代（ultra-modern, ultramoderno）的东西结合，把遥远的过去和最新的时尚（dernier cri）结合，或者更进一步：把取自古老父权制巴西的意象，和国际流行音乐的最新技巧混搭。它与奥斯瓦尔德式的食人主义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，除了一点不同。在安德拉德那里，不同历史阶段的冲突是一个愉快的民族未来的许诺，在这个未来，历史和现代性被别出心裁、出其不意地融为一体；而在热带主义那里，如是冲突是民族荒诞和分裂的化身，体现出对于社会整合能力匮乏的局面束手无策，简言之，它昭示了历史性的失败会是我们的本质。就像卡耶塔诺·费洛索自己所说的，巴西流行歌曲最激进的时刻，也是它最伟大的悲观主义时刻。依我之见，从历史的角度看，这是对于1964年社会-政治经验的一种有力的、充满嘲讽的形式化：其时，反革命势力再次巩固了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公，把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对社会不公的蓄意重复结合起来。热带主义的意象类型（image-type, imagem-tipo）浓缩了这一非常令人不安的拉美经验：“进步”只是对落后的重演，而非超克。诗歌犹如药片，就像安德拉德的诗歌，但这次的药方，是无休止地堕入谬误，让人一眼望去，既嫌恶又着迷——这便是著名的巴西荒诞剧（Brazilian Absurd, Absurdo Brasil）。

《热带真相：一个关于巴西音乐和革命的故事》（插图版），[巴西]卡耶塔诺·费洛索著，Da Capo，2003年10月出版，384页，19.99美元

因此，食人主义和热带主义都是第三世界的美学方案，是对迟发现代化问题的回应——安德拉德在发展主义进程的开端，他的回应伴随着某种兴奋感，而当民族发展主义的远景貌似不复存在，卡耶塔诺的回应里便只剩刺耳的幻灭。不论是不是“赤色”，二者都积极捕获了历史的动能，这使它们成为我们文化辩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。汉斯·马格努斯·恩岑斯伯格（Hans Magnus Enzensberger）说过，把不发达状态改造成艺术，要比克服它容易。这是个有趣的观察，但就像维尼休斯·丹塔斯（Vinícius Dantas）指出的，第一世界的危机可能也更容易变成艺术。

巴西电影界也在军事独裁时期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，或许是1967年上映的格劳贝尔·罗恰（Glauber Rocha）编剧、执导的《痛苦的大地》（Terra em Transe）。可以说，这部电影不光预言了第五号制度法（Institutional Act Number 5, ai-5）治下军事统治的强硬化，还预言了切·格瓦拉在当年被杀，以及南锥体国家的军事政变——拜华府秃鹰计划（Operation Condor）所赐，这真可谓是“双姝并蒂”（sistered, irmanadas）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格劳贝尔塑造保罗·马丁斯（Paulo Martins）可能受到了切·格瓦拉的启发——他那时正考虑与古巴合作，再拍一部关于阿根廷游击队的最后岁月的电影。您同意吗？

《痛苦的大地》海报

施瓦兹：在我看来，《痛苦的大地》的焦点是1964年的危机，即巴西民主化的广阔进程被美国支持下的右翼军民破坏。这部电影直到今天还没有被人们忘记，要归功于它面对左翼僵局时展现出的勇气和亢奋。影片中，实现这一自我反省的是保罗·马丁斯这个人物——一名渴望绝对（the absolute, de absoluto）的诗人兼记者，他在寡头政治下的富裕家庭长大，后来投身于人民的事业和共产党的战略行动。电影故意也是非常无情地让这个角色受困于各种难题（problematic, problemática），令他在色欲、革命、特权、党纪、死亡这些彼此矛盾的召唤中挣扎。最后一幕，手持机关枪的他，终于和死亡相遇。在希望、挣扎、激烈的政治分歧、矛盾、背叛、挫折之间，电影用场面调度向我们呈现了一段通往武装斗争的思想之旅。这段旅程当然是那个历史时刻的表征，但《痛苦的大地》之所以成就斐然，之所以如此的深邃、神秘，却有赖于另外一重维度。电影一开始，就有某种来自人民的通奏低音（basso-continuo）搅扰着情节的发展：那是梅斯蒂索（mestizo，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）民众在击鼓、唱歌、跳祭祀舞，这些受压迫的贫苦人，远离白人的政治讨论，生活在别一种时间里。这便是《痛苦的大地》的热带主义面向：一边是电影的先锋派技术和现代情节，一边是在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的殖民关系里的底层（substratum, substrato），二者并置在一起，显得格格不入。这里悬殊的差异富含历史-政治意味，它把巴西和作为整体的拉丁美洲的现实，铭刻在了热带主义美学中，而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的小说则是对如是现实的另一种编码（若阿金·马利亚·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[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]，1839–1908，著有约两百篇短篇小说和九部长篇小说，包括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[The Posthumous Memories of Brás Cubas, 又译作Epitaph of a Small Winner，“小赢家的墓志铭”，1880]《沉默先生》[Dom Casmurro, 1900]《以扫和雅各》[Esau and Jacob, 1904]——英译者注）。至于保罗·马丁斯和切·格瓦拉的相似之处，我也许是错的，但我真没有看出来。

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，摄于1896年左右。

关于马查多：您不少著述都聚焦于这位伟大的十九世纪小说家。您曾说，他成功地塑造、合成了一个自身缺乏连贯文化史的国家的历史，而他所仰赖的是从欧洲引进的外国模型。其实，不单是巴西，拉美的共和国都面临类似的处境，它们脱离西班牙的统治，获得独立，却继续从欧洲获取艺术、文化和思想的模范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，马查多的文学不仅是“巴西的寓言”，也包含了更广泛的拉美文化精英的倾向？

施瓦兹：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的作品对我们批评家而言总是一个难题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它们都被视为巴西文学的异类。巴西独立后，文坛流行的是以语言生动形象（picturesque, pitoresco）著称的爱国浪漫主义，马查多的写作与这种潮流分道扬镳，因而对很多读者而言，它虽说不上是洋腔洋调、缺乏血肉，却似乎也少了点民族特性。马查多以牺牲历险故事为代价，对分析情有独钟，也指向了这一方向。而当同时代的自然主义作家专注于种族和气候造成的惨剧，他又似乎对新的科学精神颇为抵触。对那些作家来说，一部巴西小说如果没有异族通婚、热带风情作为佐料，就不够现代。尽管如此，由于一些难以解释的原因，马查多被公认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作家，也是唯一具有普世意义的作家。这一悖论集中体现在了马里奥·德·安德拉德（Mário de Andrade）所写的一篇并不公允，却颇为敏锐的文章。在这篇文章看来，马查多任何长篇小说都进不了巴西虚构文学前十，但它却以这位同胞的天才为傲，因为他会被视为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（马里奥·德·安德拉德：《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》[1939]，《巴西文学的面貌》[Aspectos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]，圣保罗，1943年）。今天，对于马查多小说非凡的社会和民族洞察力，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，至于他的批评广度和美学现代性，就更不必说了。

《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大师：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》，[巴西]罗伯托·施瓦兹著，杜克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12月出版，232页，25.95美元

这样的转变是缓慢地、逐步地发生的。1935年，奥古斯托·迈耶（Augusto Meyer）发表了一组短文，改变了讨论的图景（奥古斯托·迈耶：《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》[1935]，《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，1935-1958》[Machado de Assis 1935–1958]，里约热内卢，1958年）。原先那个端庄得体、温吞乏味、值得当权派为之鼓掌的语言大师销声匿迹，一个倒错的马查多，一名高度现代主义的（high-modernist）“理智怪物”横空出世，如今他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尼采和普鲁斯特。尽管他钟情古典，从不吝于引用亚里士多德、圣奥古斯丁、伊拉斯谟、帕斯卡或叔本华，但在这极度严苛的散文风格底下，其实隐藏着一个比谁都放浪形骸的先锋派作家。迈耶把马查多从传统文学官场的资辈里除名，置于时彦之中，这确实有助于其才华的彰显，但也使要理解他与巴西文化落后性的关系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。

解决这个难题的是安东尼奥·坎迪多（Antonio Candido）。在他对巴西浪漫小说的综合概述中（《主题与表达》[Temas e expressão]，《巴西文学的形成：决定性时刻，1750-1880》[Formação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: Momentos Decisivos, 1750–1880]，里约热内卢，2017年，436-437页），那个普遍主义的马查多形象——受到西方文学巨匠的影响，却对巴西当地的文学和现实漠不关心——遭到了挑战。与当代流行意见相反，坎迪多注意到，马查多曾仔细研究过，并且挪用了他巴西前辈们的作品。这些人多为二流作家，和他相比简直不值一提，但他们却对他产生了实质的影响。这个观点非常重要。

《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小说集》，闵雪飞译，中信出版集团，2020年7月出版，336页，49.00元

在被赋魅了（enchantment, magia）的地方色彩的旗号下，浪漫小说实施了一个文学收编计划，收编了这个刚独立不久的国家的不同地域、风俗和社会现实。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准社会志（quasi-sociographical,quase sociográfico）方案，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小说传统。这些小说水平参差不齐，却满足了其时渴望民族认同且要求不高的公众的趣味。凭借卓越的批评慧眼，马查多能够在这些粗野的作品里看到另一种秩序的基础（substratum, substrato），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可能性——伟大文学的可能性——值得他继续探索。就像现代性的底片，它们用自己有待被克服的天真幼稚，反衬了现代性，指向一个隐匿的反面。人们可能没想到，浪漫的地方主义，那些亲切琐细的人事，有一个强大的背景：即巴西特有的、混合了自由主义和蓄奴制的恩庇主义（complex of liberal-slaveholding clientelism, o complexo tão brasileiro do liberal-escravismo clientelista），它错综复杂，面目可憎。这使马查多透过他那双眼镜，在现今世界里辨认出了一个异物（insertion, inserção）。总之，前殖民地的非布尔乔亚社会关系（奴隶制、直接的人身依附、伪资产阶级秩序），以及它们在浪漫主义散文中的显现，为马查多提供了稠密的历史浆料，它们伴随着其尚未显豁的当代意涵，使他的超级现代主义冒险成为可能。尽管这里的联系是困难的、深刻辩证的，但它却是马查多文学的秘密之一。

那个此前独享批评家们专宠的、博学的散文风格家——他行文好引经据典，亦不乏世界主义的雅致——并没有消失，他毋宁是被过度决定的（overdetermined, sobredeterminado）,极为讽刺的是，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，还有他浸淫于其中的当地社会关系，而它们和任何文质彬彬的东西都不沾边。在这惊人的不一致中，地方的褊狭得到了极大纾解，并获得了一种深度，即在其固有的社会精确性外，平添了一种新品格：高度的幽默感。马查多的叙述者，栖身于他博雅而欧化的作品，生长在落后的、明显二流的，甚至还有点野蛮的环境，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苦恼的叙述者（emblematic and problematic, emblemática e problemática）——事实上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成就。在被语境重构之后，这位叙述者演绎了一出新颖的意识形态喜剧，呈现了在布尔乔亚秩序的边缘，或者更恰当地说，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的社会特有的生活。

巴西国家图书馆藏马查多著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

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中译本收录于《幻灭三部曲》，翁怡兰、李淑廉、井勤荪译，漓江出版社，1992年6月出版，652页，10.90元

所以，回到你的问题：马查多并非白手起家。当他在1880年写下第一部杰作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，他是在继续之前四十年的虚构尝试，尽管我们必须看到，这是何种意义上的继续。他那些天赋或高或低的前辈们，挑选并确立了各式各样的景象、特定情境、有趣的社会类型、阶级斗争[形态]、散文和幽默的语调、叙述视点、外国模型……这些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，从彻底失败的到引人入胜的，从平庸陈腐的到离奇古怪的，从循规蹈矩的到桀傲不恭的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把本地现实中的某些方面恰当地形式化了。总的说来，这些作品是谦逊朴实的，代表了一个新生国民社会认识自己、为自己赋形的努力，换言之，这个社会力图通过浪漫的想象来发现自我。或许这么说也不无道理：这些作品在今天之所以还值得苛刻的读者关注，是因为它们在马查多作品的准备阶段——不自觉地——扮演的角色。

事实上，马查多不仅重视这些水平一般的小说，还用“理性的小刀”（knife of reason, faca do raciocínio）——这是他的表述——解剖它们，查验它们的社会和艺术实质（substance, substância），得出自己的结论，不消说，他是一个拒绝被欺骗的作家。凭借异常清醒的头脑（这在今天仍让人感到惊诧），他开始检验同行作品中的现实和内部一致性，并将[在自己的创作中]矫正它们。爱国的热情、家庭的神圣、社会的秩序、精神的常态、形式和语言的方案、当代的观念、进步的确信：一切都被批评的眼光检视过，于是，一个在巴西前所未有（或者说始终被埋没）、在任何国家都颇为罕见的意识（awareness, consciência）层面应运而生。我们不妨说，在反思的基础上与一个二流传统保持连续性，是马查多迈出的非同寻常的一步，是以一种宏大风格、一种充满悖论的现代风格所完成的批评性超克，这或许是他作为一名后殖民艺术家，留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遗产。

《给胜利者，土豆！巴西小说起点的文学形式和社会进程》，[巴西]罗伯托·施瓦兹著，Brill，2019年11月出版，180页，138.00美元

再次联系到你的问题，从我们说的这个质的飞跃中，能得出若干反直觉的结论：第一，伟大文学所拥有的否定和扬弃的力量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所反对的那个艺术世界的局限性。第二，在边缘国家，形式发明并非来自对宗主国模型的拒绝，而是来自这些模型对于本土经验的批评性检验，经由这一相遇，新形式超越了地方经验，并将其普遍化。第三，诚然，边缘国家的艺术生产往往会有一重额外的民族寓言（national allegory, alegoria nacional）维度，因为残缺破碎和低人一等的经验，在这些国家的生活中无所不在，这无可逃遁的经验会使人产生克服它的焦虑，并在这个意义上，将克服的努力寓言化。然而，在或多或少属于现实主义类型的小说中，艺术作品的实质在于对现实关系的收编和变形，这固然使社会关系因被再现而获得了分量，但它们也只是次要地参与了寓言式抽象的艺术手法。第四，马查多的叙述者以世界主义的文雅姿态，穿行在前殖民地的古色（picturesque environment, ambiente pitoresco）中，这里的落后关系尤其映照出了他自身的复杂性和理解的广度。事实上，马查多的叙述者可以看作拉美精英的象征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面临了同样的处境。

但为什么是“寓言”？这个叙述者并不是抽象实体的替身，不论这个抽象实体是正义、工业、金融，还是巴西，他毋宁是真实历史条件的综合——一个天才用笔捕捉到了这个历史条件。即便如此，这一捕捉也只是一半的功绩。另一半，就好像一个天大的恶作剧，是把这个叙述者，一个显然可供批评（criticizable, criticável）的角色，改造成了一条形式原则、一个文学发明的发生器，改造成了虚构的组织者。

对于作为“元思想家”（meta-thinker, meta-pensador）的文化批评家，今天拉美地区呈现的难题，与安东尼奥·坎迪多在《文学与不发达》（Literature and Underdevelopment），或者您本人在《文化与政治，1964-1969》（Culture and Politics, 1964-1969）所检视的那些难题，已经颇为不同，不过今天与那个历史时刻之间也有继承关系。对此您会作何评价？

施瓦兹：《文学与不发达》之于文学，就好比其他不发达理论的经典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（《文学与不发达》[1970]，载霍华德·贝克尔[Howard Becker]编：《安东尼奥·坎迪多论文学与社会》[Antonio Candido: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]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；亦可见施瓦兹：《安东尼奥·坎迪多，1918-2017》[Antonio Candido, 1918–2017]，《新左评论II》一〇七期，2017年9/10月刊）。这是一篇值得一读再读的文章，是非常罕见的将一个国家、一块大陆的文化经验条理化的思考。本质上，这是一个关于克服“温和的落后意识”的研究，巴西的独立和浪漫主义是这个安适的旧意识的温床，对浪漫主义而言，进步的到来理所当然，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。而站在如是褊狭、近乎天真的前殖民地乐观主义对立面的，是针对落后的“战斗意识”，它把落后视为灾难，认为与之搏斗刻不容缓。换句话说，“新国家”的自满情绪——对前途充满希望，骨子里却保守得很——将让位于对“不发达国家”的现实的体认：这个国家受到内外敌人夹击，她的未来毋宁是成问题的。这一转向始于1930年前后，到1950年代已深入人心。它在巴西的最早体现是东北小说，它们使该地区贫穷落后的状况成为了全国辩论的对象。1950年代，不发达理论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概念工具，其时，相关理论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就好像这个国家突然发现，它哪哪都是不发达的。

就像塞尔索·富尔塔多（Celso Furtado）已经开始论证的，不发达（underdevelopment, subdesenvolvimento）并非充分发展（full development, desenvolvimento pleno）前的过渡阶段，它作为一个时期、一种生活方式，如果不加干预，就有自我再生产的倾向，甚至会往坏的方面转变（见氏著《巴西的前革命》[A Pre-Revoluçao Brasileira]，里约热内卢，1962年）。比如在文化领域，被催眠的人们，梦想着绝对的民族独创性，他们的倒车开到极端，便会要求“禁止接触和影响”，此时必须有对文化依赖性的清醒诊断与之论战，甚至根据最好的情况，提出广义的相互依赖的论题，迈向全面的美学-政治质询。显然，抛弃最初的自给自足幻觉，代表了某种关键的进步，它指向了一个不那么蒙蔽人心、更为关系性的角度：期待中的所谓独创性，只是不同民族相互自由影响的结果。但另一方面，同样明显的是，这一视野也是虚幻的，因为帝国主义的现实，以及我们被不发达理论揭示出来的、让人无法接受的社会结构，使得普遍的互惠互利成了痴心妄想。在下一步中，与结构性不平等和帝国主义持续短兵相接，可能会呼唤出革命知识分子，从而标志着一个新层面的到来。

《两个女孩：批评文集》，[巴西]罗伯托·施瓦兹著，[英]弗朗西斯·马尔赫恩（Francis Mulhern）编，Verso，2013年1月出版，288页，16.99英镑

《文化与政治，1964-1969》，就其本身而言，概括了巴西思想和艺术在右翼政变后军事独裁第一阶段的发展。这里，艺术界（建筑、电影、戏剧、歌曲、视觉艺术）的进步阵营、学生运动，以及政治辩论本身，面对原本正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进程被打断，勇敢地做出了回应。对于所有这些领域，如是反民主性质的中断无疑是一个刺激，它强迫人们回到卑劣、过时的生活方式，接受这种安排简直荒唐透顶。由此导致的愤怒是其时各种艺术立场的基础，它还使部分学生投入武装斗争，更不用说已经有学生预备铤而走险，以身试法。从这个角度反思1964年失败的原因，一部分左翼将灾难归咎于共产党的阶级和解政治，尽管这一运动范围很广，结果却不战而一败涂地。左翼的这个批判乍看起来非常有道理，它使各个领域——不论是美学的还是政治的——都进一步激进化，最后，武装反叛这个当时尚未被检验的选项，终于隆重登场。新的战略相对于调和政治似乎是一个重大胜利，它承诺将会开启新的历史视野——然而它很快就被证明也是虚妄的，军事独裁又一次击败了左翼，后者输得鲜血淋漓，前者赢得更加易如反掌。和解失败之后，激进照样失败：社会主义淘汰出局，资本主义宣称自己是唯一的当代视野——你别无选择。

《文学与不发达》和《文化与政治》都对革命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，将其视为自己的坐标之一。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970年，最初都在海外，其时距第五号制度法颁布不久，军事独裁的至暗时刻已经到来。在政治领域，开展武装斗争的名义是存在一个广大人民的阵营，然而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，人民都处境凄惨，有相当一部分还不识字（占百分之五十），他们并不怎么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可以说，当时的思想动员即便不是一无所成，也是非常薄弱的，这使斗争获得社会支持的希望十分渺茫，宣传上的乏力也体现在了其时左翼著述和小册子的智识品格，以至于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它们显得如此不切实际。

尽管政治领域节节败退，文化领域的情形却完全不同，竟结出了不同凡响、历久不衰的成果。在这里，同样的革命愿望——以先锋姿态同过去决裂、联合广大人民群众——引起了强烈共鸣，也变得更为邃密。于是，文化领域的革命目标便是：迫使狭隘的布尔乔亚文化敞开自身，站在被完全或部分排斥的普罗大众的立场，彻底改造文化和艺术形式，也就说要结合巴西实际，依靠贫困学生、城市工人，甚至农村人口。这一抱负与1968年的国际精神，与巴西现代主义的深层性格（它在1920年代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某种类似的东西）汇聚在了一起，同时也回应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现实。可以说，正是巴西文化界的这种抱负使巴西的现实变得可见，同时也创造出了优秀的艺术成果。所以，虽然有政治上的失败，但这一时期的文化运动，凭借着其形式和主题的大胆，突显了激进主义的价值——不论是美学的还是美学之外的。右翼的胜利并没有妨碍其时持左翼立场的人们为巴西文化贡献杰作，直到现在，五十年后，依然如此。不过，商业化大潮在今天势如破竹，早先被排斥的人们正因为自己的不幸，反倒沦为了消费主义的傀儡（consumerist-miserabilist realignment, enquadramento consumista-miserabilista），左翼面对的是几乎不可战胜的敌人，因此也亟需新的答案。

—The  End—

本文首发于《澎湃新闻·上海书评》，译者丁雄飞。感谢原公众号授权海螺转载。文中图片来自原公众号。未经许可，请勿转载。

本期编辑\李炜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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